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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正史之下看《军师联盟》|隐士谋士国士:司马懿的崛起之路

司马懿还是非常有才华的

司马懿(179—251),字仲达,河内温县(今河南温县)人。东汉以来,家世二千石。父司马防,曾任京兆尹。次子司马昭封晋王后,追封其为宣王。司马炎称帝后,追尊其为宣皇帝,庙号高祖。在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中,司马懿一出场已经是国之干臣,接受魏文帝曹丕的托孤重任。出仕前的经历,则散见于裴松之的注中。完成于唐初的《晋书·宣帝纪》是现在所能看到有关这段经历最早的完整记载,从看,司马懿似曾有过一段避世不出的隐逸生活。

隐 士——青年司马懿的政治智慧

建安六年(201),郡举司马懿为上计掾(就是佐理地方长官向上呈报治理情况的官吏)。曹操当时为司空(掌监察),“闻而征之”。但司马懿以患“风痹”(风寒引起的肢节疼痛、麻木)不能起居为由,予以婉拒。曹操不信,派人假扮刺客,夜间行刺,司马懿坚卧不动。曹操只得作罢。建安十三年(208),曹操为丞相,欲再次征辟司马懿为文学掾。另据王隐《晋书》,也许曹操对司马懿七年前的表演有所耳闻,遂派遣手下的令史前往探查。这位令史就隐匿在司马懿家门前的树林中,窥伺宅院中的动静。时值七夕,风俗中有“曝书”一事,司马懿也未免俗。不巧的是,突下暴雨,司马懿慌忙出来收书。要知道,得了风痹的病人,行动艰难,坚卧不动才是常态。也就是这一时的冲动,被藏匿在树林里的令史看个正着,遂回去禀报曹操。曹操对司马懿的阳奉阴违十分恼火,决定再下辟书,并命令执行者:司马懿若再敢耍花招,立即逮捕收监。司马懿“惧而就职”。

司马懿第一次拒绝征辟的原因,东晋南朝以来的史书大都以儒家忠君思想予以解释,如《晋书·宣帝纪》:“司马懿少有奇节,聪明多大略,博学洽闻,伏膺儒教。汉末大乱,常慨然有忧天下心……帝知汉运方微,不欲屈节曹氏。”又据《高士传》记载,司马懿二十多岁时,曾与大隐士胡昭关系密切。据此,不少的学者认为:天下有道则仕,无道则隐。青年时期的司马懿有明显的避世倾向。后来只是对抗不了曹操的严刑峻法,无奈结束隐士生活。

故事的内容很完整,但是疑点实在太多。周一良先生在《曹氏司马氏之斗争》一文中引宋人叶适的《习学记言》:“懿是时,齿少名微,岂为异日雄豪之地,而(曹)操遽惮之至此?且言不屈节曹氏,尤非其实。史臣及当时佞谀者意在夸其素美,而无词以述,亦可笑也。”叶氏之言甚是。青年时期的司马懿并不像诸葛亮那样具有“卧龙”之盛名,且在清议鼎盛的汉末,拒辟以养名,几乎是每一个被征辟者例行的程序。因此,曹操因一个“齿少名微”的司马懿,就派人佯装刺杀、微服私访、恫吓威逼,实在不合情理。

又据裴松之注引《曹瞒传》,司马懿之父司马防在熹平三年(174)任尚书右丞时,推荐了20岁的孝廉曹操为洛阳北部尉,从《三国志·司马朗传》所述相关细节看,在建安初期,司马防或供职于许都汉廷。建安二十一年(216)五月,曹操为魏王后,专门将司马防请到邺都叙旧。故曹操辟举司马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报恩之意,“在东汉官僚阶层中,一俟自己发达之后,提携、关照、惠及恩主后人,已经形成传统。”而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,自建安元年(196)起便应辟为曹操掾属,官至兖州刺史,是建安时期曹操集团的重要人物。

可见司马氏家族与曹操关系密切。且建安二十四年(219),孙权遣使乞降,向曹操上表称臣,陈说天命。曹操曾对众人说:“此儿,欲踞吾著炉炭上邪!”司马懿的回答却是:“汉运垂终,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,以服事之。权之称臣,天人之意也。虞、夏、殷、周不以谦让者,畏天知命也。”这实在不是一个忠于汉室,不欲屈节曹氏的人会说的。更为关键的是,司马懿如欲隐世不出,又缘何担任郡中的上计掾?作为河内郡的上计掾,是要定期向朝廷报告地方治理情况的,而曹操当时为司空,掌监察之权,有直接的工作联系,很容易被曹操所“闻知”。司马懿既然“聪明多大略”,且不愿“屈节曹氏”,那首先应该辞任的就是上计掾。

因此,青年时的司马懿并不因为“不欲屈节曹氏”而过上隐士生活。他之所以婉拒曹操,留驻乡里,除了是当时被征辟者例行的程序外,更合理的解释应是:虽然曹操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,但北方时局未稳,而司马氏家族已由司马朗明确表示了对曹操的归附,因而司马懿在面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时,无须急于做出选择。且留驻乡里也能在乱局中保全自己的家族。这显示的正是青年司马懿的政治智慧。

谋士——施策用人显才华

虽然被曹操招至身边,但司马懿始终未获得重用。有个故事说:司马懿内忌而外宽,猜忌多权变。曹操察觉其有雄豪志,听闻他有狼顾之相,欲验之。于是将司马懿找来,使其向前走,突然叫他回头,司马懿身体未动,但头却能面向正后方(这就是所谓的狼顾之相吧)。曹操还曾梦见三匹马同食一槽(司马懿、司马昭、司马师合三马,曹与槽同音),十分的厌恶。因此对曹丕说:“司马懿非人臣也,必预汝家事。”姑且不论司马懿的颈椎是否受得了,曹操既然如此猜忌,直接杀掉岂不干净利落,何必祸留子孙。因此,这个故事“恐怕也是后来之笔,非当时的实录”。

虽然未获重用,但司马懿还是在不少事情上为曹操建言献策,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谋略,较突出的有以下3件。其一,建安二十年(215),曹操亲帅大军西征汉中张鲁,司马懿随军同行。最终,张鲁放弃抵抗,归顺曹操。在准备班师回朝时,曹操手下的一位重要谋士刘晔和司马懿同时进言。司马懿认为:刘备以奸诈的方式收服了益州牧刘璋,但蜀地之人尚未完全依附于刘备。而此时孙刘两家还在争夺江陵之地,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。曹操应挟收复汉中的威势,进兵益州,一举消灭刘备的势力。并再次强调“因此之势,易为功力。圣人不能违时,亦不失时矣”。但曹操却回答:“人若无足,既得陇右,复欲得蜀!”,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。这就是成语“得陇望蜀”的由来。但这次的不听取,日后令曹操深自痛悔。

其二,建安二十四年,关羽率军进攻驻守樊城的曹仁。曹操派遣于禁、庞德前去救援。关羽借助汉水之利,水淹七军,斩杀庞德,迫使于禁投降,“梁、郏、陆浑群盗,或遥受(关)羽印号,为之支党”,关羽一时之间威震华夏。时汉献帝在许昌,离樊城很近,曹操怕失去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这张王牌,欲迁都河北,以避关羽的兵锋。司马懿与蒋济建言:于禁等人的失利是被水所淹没,并非战斗能力不足,且这点军队的损失并未伤及国家的根本。如贸然迁都,示敌以弱,则动摇军心,前线更难坚守。且孙刘虽然暂时联合,但外亲内疏,关羽节节获胜,必然是孙权不愿看见的。可派人前往,许割江南以封孙权,则围困自解。曹操接纳了他们的建议,暗地与东吴联络,达成联合抗蜀的密谋。结果关羽在双方的夹攻下,众叛亲离,一败涂地,自己也落得个身首异处。更为重要的是,至此以后诸葛亮原先所规划的一路向宛洛、一路出秦川的钳击中原的计划再也无法实现,对于后来的魏蜀战争影响很大。

其三,建安末,司马懿任军司马,向曹操建议:“天下不耕者二十余万”兵士,且耕且守。曹操听从他的建议,“于是务农积谷,国用封赡”。这些描述,固然多有夸张之辞,但不能否认,粮食问题的确是得到了缓解。曹魏后期的军屯大都与司马懿的倡导与督促有关,如上邽(今甘肃天水)的军屯就是他于太和四年(230)倡议建立的。司马懿屯驻长安,主持对蜀汉战争后,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,更加重视关中地区军屯的建设。青龙元年(233),在司马懿的组织下,“穿成国渠,筑临晋陂,溉田数千顷”,由于大规模水利设施的修建,实现了“国以充实”的效果。两年后,关东地区发生饥荒,司马懿竟能调集长安的五百万斛余粮运往京师洛阳,赈济救灾。正始二年(241),司马懿再次主持对吴作战时,就与邓艾商议,在淮南、淮北设置军屯。第二年,司马懿“奏穿广漕渠,引河入汴,溉东南诸陂,始大佃于淮北”。第三年,司马懿又在这一地区“大兴屯守”。“令淮北二万人、淮南三万人分休,且佃且守。水丰,常收三倍于西,计除众费,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。六、七年间,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土,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。以此乘敌,无不克矣。”这虽然是邓艾的规划,但屯田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,“自寿春到京师,农官兵田,鸡犬之声,阡陌相属。每东南有事,大军出征,泛舟而下,达于江淮,资食有储,而无水害,(邓)艾所建也”。对促进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,支撑对东吴的战争,都有很大的作用。

作为一个谋士,知人善任也是司马懿的重要特点。如他曾向曹操提出,“荆州刺史胡脩粗暴,南乡太守傅方骄奢”,不适合在边境地区任地方长官。但曹操并未采纳他的建议。后来,“关羽围曹仁于樊,于禁等七军皆没,脩、方果降羽,而仁围甚急焉”。又如青龙中,石苞在长安的军市中卖铁,被司马懿发现,颇为赏识。“后擢为尚书郎,历青州刺史、镇东将军。”有尚书丁谧,“贵倾一时,并较时利”,石苞大胆列举其违法之事,上奏揭发,受到当时人的称赞。嘉平四年(252),司马昭统领胡遵、诸葛诞等攻打东吴,石苞亦随同出战。东吴太傅诸葛恪在东兴迎击,曹魏各部纷纷溃败,不少人因践踏和溺水而死,但石苞所率领的部队却能全身而退。还有邓艾,曾经担任过都尉学士,因为口吃而不能成为干佐,只能做一名守丛草吏。邓艾虽然出身寒微,但志向远大。他善于观察,每到高山大泽,就考虑何处可以安营扎寨。周围的人都讥笑他。后来担任典农纲纪,又迁上计吏,上计时得以与司马懿相见。通过交谈,司马懿发现邓艾学识才干十分出众,就请他做了自己的掾属,后来又让他做了尚书郎。司马懿在淮南淮北地区的屯田,就是与邓艾一起筹划的,具体的组织实施也由邓艾去完成。此外,邓艾是曹魏后期重要的军事人才,在抵御姜维的进犯和消灭蜀汉政权的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。

司马懿与魏文帝曹丕的关系极为密切。魏国既建,司马懿迁太子中庶子。每与大谋,辄有奇策,为太子所信重,与陈群、吴质、朱铄号曰“四友”。众所周知,在曹丕与曹植为争夺太子之位的激烈争斗中,吴质多次出谋划策,使曹丕获胜,而日后曹丕对司马懿的重用,远大于吴质,可见司马懿所出“奇策”更高明,只是相关的记载没有留存下来。但这正是司马懿腾达的开始。曹丕代汉自立,司马懿即是主要谋士之一,并以督军、御史中丞的身份率众官劝进。不仅如此,日本学者津田资久指出:黄初三年册立郭贵殡为曹丕皇后时,提及“金玺未授,而玉瑞先显”,所谓的“玉瑞”当指“黄初二年,醴泉出,河内郡玉璧一枚”。“河内郡是司马氏的籍贯地,当时司马懿为文帝"所信重"者而且是“四友”中的一人,深度参与这样的立后运动是明显的。”

文帝在位的六、七年时间里,司马懿的官位越来越高,也越来越被信任。曹丕军国政务繁忙,时常往来于许昌和洛阳之间,黄初三年(222)孙权复叛之后,又两次兴兵伐吴,在这样的情况下,必须要有值得信赖且有谋略的人来镇守后方。司马懿正是曹丕看中的人选。他在诏令中名言:“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,则抚军(司马懿)当留许昌,督后诸军,录后台文书事。”并将司马懿誉为曹魏的萧何。

黄初五年(224)文帝曹丕兴兵伐吴,司马懿留镇许昌,“改封向乡侯,转抚军、假节,领兵五千,加给事中、录尚书事。帝固辞。天子曰:"吾于庶事,以夜继昼,无须臾宁息。此非以为荣,乃分忧耳。"以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是司马懿进入决策中心的标志,至此,司马懿已成为曹魏最重要的谋士之一了。黄初七年(226),文帝曹丕去世,“召中军大将军曹真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征东大将军曹休、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(司马懿),并受遗诏辅嗣主”。

国士——曹魏政权的中流砥柱

文帝曹丕在位期间,司马懿主要的工作就是稳定后方,因此没有太过耀眼的功绩,甚至没有率大军作战的经历,在4位顾命大臣中也排名最末。但明帝曹叡即位后,曾向司马懿咨询对吴作战的方略,司马懿回答:“吴以中国不习水战,故敢散居东关。凡攻敌,必扼其喉而(扌春)其心。夏口、东关,贼之心喉。若为陆军以向皖城,引权东下,为水战军向夏口,乘其虚而击之,此神兵从天而堕,破之必矣”。清人王鸣盛对此评论道:“厥后平吴,卒赖水师并进。懿之远识,何减荀彧、贾诩一流。”司马懿的这番话曹叡也深以为然,于是不久就诏司马懿加督荆、豫二州诸军事,屯于宛(今河南南阳),防御东吴。真正掌握了军事实权,成为独当一面的督军大将。司马懿在宛四年,除了太和二年(228)协助曹休伐吴,与东吴之间并无重大的战事。司马懿在军事上展露锋芒是平定孟达之叛。

孟达原为蜀将,关羽失败后投降曹魏,文帝曹丕合并房陵(今湖北房县)等3郡为新城郡,以孟达为新城太守。孟达原为刘璋手下,但却与法正一同去荆州迎刘备入川,后又归降曹魏,因而被视作“反复之人”。司马懿就极反感他,在任命其为新城太守一事上,司马懿是极力反对的。但无奈,文帝曹丕很器重他。文帝死后,孟达心自不安。诸葛亮得知此事后,劝他重回蜀汉,双方数有密信往来。诸葛亮也欲乘次机会,再次兴兵北伐。为了促使孟达早日起事,遂有意将相关的消息泄露给与孟达不和的申仪。太和元年底(228),驻扎在宛的司马懿得知孟达“连吴固蜀,潜图中国”的消息,于是一面写信假意安抚孟达,一面迅速进兵新城。倍道兼行,8天就到达新城城下。孟达大惊,他曾认为宛距洛阳800里,距新城1200里,知道他举事后,先要上表天子,再由天子颁发诏书,至少也要1个月的时间。这段时间内,足够他加固城防工事、囤积粮草、整肃军队。而且他认为司马懿知道此地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,必然不会亲自前来。其他的将领都无法对他构成威胁。可是司马懿并未表上天子,而是便宜行事,亲自领兵,8天时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临城下,孟达也不得不感叹“何其神速也”。司马懿的到来完全打乱了孟达的部署,使他陷于极为被动局面。当时“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”,魏军“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司马懿只有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。于是,他一面分兵抗拒蜀汉和东吴的援军,一面亲率主力猛攻。仅用16天的时间,攻破城池,斩孟达,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这场战斗。叛乱的迅速平定,也直接打乱了诸葛亮的北伐部署,为抗蜀建立了大功。

太和五年(231),曹真去世,诸葛亮借机再次北伐,明帝曹叡立即调司马懿西屯长安,都督雍、梁二州诸军事,担负起直接抵抗曹魏最强劲的对手诸葛亮的责任。诸葛亮听闻司马懿率领的大军就要赶到,于是指挥军队移师上邽,上邽是司马懿倡议建立的军屯之所,当时正当麦熟季节,因此诸葛亮准备将麦子尽数收割。由于诸葛亮北伐战线过长,补给困难,如果尽得上邽的麦子,无异于如虎添翼。曹魏诸将对此十分恐慌。但司马懿却认为,诸葛亮思考问题很全面,但是缺乏决断力,一定会先安营扎寨,构筑好防御工事,然后再开始收割麦子。所以,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昼夜兼行,应该还来得及。于是命令军队急行军。当司马懿军队赶到时,蜀军的工事尚未修好,于是诸葛亮领军撤退。对此,司马懿不禁感叹:我军兼程赶来,正是疲惫不堪之时,对于对手来说,应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但是诸葛亮却不敢借助渭水之利迎击我军,看来诸葛亮也是很容易对付的。此话,明显有提振士气的作用。于是,司马懿继续领军追击,双方主力在汉阳遭遇。司马懿先让牛金诱敌深入,刚一交战诸葛亮就撤退了。到了卤城,诸葛亮安营扎寨,据山断水进行防御,司马懿又攻破诸葛亮的军事防御,诸葛亮再次撤退。司马懿继续追赶,斩杀万人,大获全胜。

又如青龙二年(234),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,出斜谷,驻扎渭水南岸。曹魏诸将都认为应该借助渭水之利,在渭水北岸安营扎寨。司马懿再次展现出高人一筹的谋略,认为“百姓积聚皆在渭南”,在此可以解决军队的补给问题,渭南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,遂决定渡过渭水,背水御敌。不仅如此,司马懿还预料到诸葛亮会北渡渭水,兵进五丈原。于是他让周当屯阳遂诱敌深入,“利在速战”的诸葛亮反而没有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。司马懿再次主动出击,诸葛亮被迫退回到五丈原。同时,司马懿派奇兵攻击诸葛亮的后方,“斩五百余级,获生口千余,降者六百余人”。司马懿屯驻长安将近八年时间,数次与诸葛亮对峙。虽有因指挥失误致张郃被杀等败仗,但总体而言,司马懿还是用他的智谋和持重一次次瓦解了蜀汉的进攻,防守住了曹魏的西部边界。

景初元年(237),辽东公孙渊自立为燕王,属置百官。司马懿被召回洛阳,第二年春,领兵4万出征。在出征前,司马懿做了充分的准备,针对公孙渊可能采取的战略战术,都制定了相应的应对之策。对战争的规模、进程、时间等也有了充分的估计。六月至辽东,双方对垒于辽隧(今辽宁海城),辽东军坚壁而守,南北六七十里。诸将都想在此进行决战。但司马懿指出:敌军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,正是希望我们派军攻打,久攻不下,我军疲惫不堪,敌军就会寻机出击,击溃我军。我们现在派兵攻击,正中了他们的计策。而且敌军主力尽皆在此,后方一定空虚,不如直捣襄平,破之必矣。于是多张旗帜出其南,辽东方面则尽遣精锐大军迎击。而司马懿却率主力从北潜渡辽水直趋襄平。辽东军队被迫回追,双方在西首山遭遇,司马懿借助地理优势,大破敌军,遂围困襄平城。但突然下起了暴雨,连续30天不停,平地上的积水都有数尺深。魏军惊恐,想另找干燥之处安营。但一旦撤围,公孙渊的军队就可以从容退走。于是司马懿严令军中“有言徙者斩。都督令史张静犯令,斩之,军中乃定”。等雨停之后,“起土山地道,楯橹钩橦,发矢石雨下,昼夜攻之”。城内粮尽,人相食,死者甚多,将军杨祚等出降。公孙渊数次派人请求“解围而缚”,都被司马懿严词拒绝。无奈之下,公孙渊从南方突围,司马懿纵兵追击,杀渊父子于梁水之上。魏军进城,男子年十五以上7000多人,皆杀之,公孙渊所置公卿以下皆伏诛。此一役中,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。

明帝曹睿在位期间,司马懿的政治声望急剧上升。先后负责对东吴、蜀汉的战争,南擒孟达、西拒诸葛亮、北平公孙渊,其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,成为魏国公认的最杰出的军事统帅,连孙权都称赞他“善用兵,变化若神,所向无前”。甚至对司马懿颇有微词的唐太宗,对他指挥的平定孟达和公孙渊的战役十分敬佩,赞誉他“兵动若神,谋无再计”。随着另外3位顾命大臣以及其他元老重臣相继离世,特别是平定公孙渊取得大胜以后,司马懿的威望与实际地位在曹魏诸臣中已无出其右者,可称得上当时的无双国士。

但相应的,功高震主、主弱臣强的局面也已形成。立有赫赫战功的曹操旧将张郃因司马懿的一意孤行而命丧疆场,曹叡也只有叹息的份。裴松之注引《世语》:明帝忧社稷,问陈矫:“司马公忠正,可谓社稷之臣乎?” 陈矫曰:“朝廷之望;社稷,未知也。”可见,曹叡对司马懿也有了猜忌之心。景初二年十二月(239),曹叡突然病危,不到1个月就去世了,归葬于高平陵。年幼的曹芳登基,主弱臣强之势更甚。其后同为顾命的曹爽与司马懿两大集团角力,终成高平陵之变(正始十年,249),虽然司马懿在两年半后也病逝了,但司马氏代魏的大幕已正式拉开。

作者:姚潇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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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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